翻開厚厚的歷史卷，千百年來直到今天，在從受精卵形成到胎兒出生的生命歷程中，似乎所有人對女性子宮都有著理直氣壯指手畫腳的，除了女性自己。

　　生命的最初，源于一顆精子與一枚卵子的相遇。精子與卵子何時見面，想不想見面，卻暗藏紛爭。這場關乎生命的會面，究竟是誰的“與游戲”？男性和女性，在這場角逐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世界衛生組織曾明確表示，有明顯表明，投資避孕能生命、促進兩性和平和提升經濟發展，每投資1美元用于現代避孕以及高質量孕產婦和新生兒保健，會帶來約120美元的回報。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避孕藥、避孕環、輸精管結扎等避孕方式多樣，男性與女性似乎都有主動權。避孕途徑的多樣化，為男女平權提供了可能。口服避孕藥的產生，更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這項上世紀50年代末的偉大發明，一定程度上讓女性對生育擁有了自主權，并將一年內女性意外懷孕的比例從安全期避孕方式的25%降至8%。

　　然而，依然最受青睞，男用的使用占了所有避孕方式73%。因某些文化和習俗上的，我國男性輸精管結扎方式節育相對少見。這項最早由中國首創的技術，已成為不少歐美國家已婚夫婦的主要避孕方式。聯合國人口署發布的全球避孕模式（2015）調查顯示，22%的育齡婦女采用男性絕育方式避孕，英國、的男性絕育使用率在17%～21%，而2014年中國男性絕育手術僅占計劃生育手術的0.7%。

　　縱然選擇良多，不少人依然懵懵懂懂。華坤女性生活調查中心發布的“現代青年安全避孕認知與行為調查”顯示，36.3%的受訪者采用體外方式避孕，33.4%的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方式，而10.7%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是無性行為。13.3%的女性在最近一年服用過緊急避孕藥，其中8%的女性服用過3次以上，這無異于用身體冒險。

　　科學合理避孕的缺位，導外頻發。我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1300萬人次，不少未成年少女位列其中。既然避孕手段很多，就算另一半不主動避孕，女性也有方式，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失控”？

　　在我們的文化中，避孕始終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詞。相關避孕產品廣告無法登錄熒屏，校園教材也鮮少出現科學合理有效避孕的相關知識；家長在育兒中也常“談性色變”。與“羞答答”的性教育相對的，是我國的青春影視、校園文學中，墮胎流產橋段屢見不鮮；大街上、中不乏“今天做手術，明天就上班”的廣告，似乎人流真的像感冒一樣，扎個針萬事大吉。加之網絡時代信息爆棚，有關性的信息有多種途徑，卻缺少分級篩選。

　　才會無畏。不少女性根本不清楚“短效避孕藥”和“緊急避孕藥”的區別；十幾歲女孩子流手術并不鮮見，有的已是三四次。甚至有人天真地認為“人流沒什么大不了的”“流證明我愛他”“人流有助于減肥”……

　　性禁忌下，除了人流手術高發，生殖系統感染、性病感染率增加等問題也不容小覷。不久前，年輕女作家林奕含，在以自身經歷投射寫作、涉及中學生性侵情節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她寫道：“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少女遇險記……任何關于性的，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

　　百年前，戊戌君子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曾撰文希望推廣普及性教育、認識到性“毫無可羞丑”。百年時光已逝，如今看來，仍是一抹漫漫其修遠的夢想。

　　這句臺詞，出自2017年大火的反烏托邦美劇《使女的故事》。劇中構建了一個男性主義社會。因為生育能力稀缺，一部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為“使女”，其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當生育工具，否則將受到的懲罰和。

　　從科幻影視回到腳下現實，子宮雖未成為“生育工具”，卻始終被予以高度關注。“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只要一個好”“多生是犯錯”、丁克族……幾十年來，隨著社會風潮改變，子宮的工具被一些人不斷演繹。

　　《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的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05，已進入低生育率國家行列。“養兒防老”等觀念動因已松動或轉變。高房價、教育醫療資源緊張、就業中的隱性性別歧視……各種社會壓力使育兒實際成本增加。有孩子的女性在升職前景和工資水平上，低于沒有孩子的女性。這種由當母親帶來的職場代價，在學界被稱為“母職懲罰”。上述種種，使得不少職業女性寧愿頂著多方壓力也不愿生或不敢生。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末中國內地男性人口70414萬人，女性人口67048萬人，也就是說未來30年中國將有3000萬左右“剩男”。這與某些地區和家庭依然有著強烈的“男孩偏好”息息相關。筆者身邊一位女性朋友在孩子出生不久后，毅然與丈夫離婚。因為生的是女兒，婆家要求“再生個男孩傳接代”，而她不愿女兒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下長大。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剩男危機”的深遠危害，不亞于20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縱然城鎮化、工業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要徹底轉變傳接代、男尊女卑等傳統觀念，仍有很長的要走。

　　在女權主義呼聲不斷高漲的今天，子宮的發令者卻始終如一。依然鮮少有女性可以全然自主、不被地決定是否以及何時生育。也許這就是的一個縮影，我們從女性子宮的歸屬，或可一窺這個世界究竟由誰“操盤”。就像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在暢銷書《人類簡史》中提出的未解難題：為何世界發展至今，父權制度依然牢固占據文化的地位？

　　陜西榆林年輕產婦的驚天一躍，不僅掀起了關于“無痛分娩”的技術與大討論，也將一個被忽視許久的觀念，從背后引向前臺：原來生個孩子，真的會。

　　在任何一個國家，孕產婦的死亡率都不可能為零，受孕、生產、哺育遠沒有想象中的圣潔美好。且不說產傷口、妊娠紋、產道撕裂傷等“常規代價”，生產時可能發生羊水栓塞、胎盤粘連大出血等急癥引發死亡；焦慮、產后抑郁等心理問題，更有可能如陰云般在孕產婦和整個家庭的上空。

　　經歷疼痛體驗、職場不再、自身價值感下降、家庭結構成分發生偏移、社交時間和生活嚴重萎縮……產后抑郁癥伺機而出。據美國心理協會的調查顯示，女性產后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是平時的3倍，美國產后抑郁的發生率在15%左右，即每7名母親中就有1人經歷過產后抑郁的困擾。

　　這樣的付出與痛苦，在傳統“隱忍文化”依然受推崇的今天，往往被視為“母性義務”“必然責任”。“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相對導致女性婚內、職場地位隨孩子的數量增加而降低，不少女性因孩子被婚姻套牢，即使婚內失和也無力。

　　社會對于“母親”的定義，依然刻板狹隘：作為母親，你要溫柔、細膩、體貼、能干，不計回報地將所有的生命與精力投入對孩子和家庭的照料中，不能有偏離和怨言。加之“喪偶式育兒”和“保姆式婚姻”有增無減，使母親在育兒過程中承擔了更多責任、付出了更大代價。無怪乎有的網絡節目犀利地指出：“父親是最沒用的母嬰產品。”

　　那么，育兒是不是女性的專利？近百年前，美國歷史學家阿琳諾爾·弗萊克斯納曾指出，社會對女性的挑戰和，大多源于女性生育的生理屬性，并由此延伸出的女人育兒持家的責任。“延伸”一詞，頗值得玩味：因為有生育的能力，就必須全權包攬撫育重擔嗎？

　　其實，隨著女性意識的，這一習俗早已遭到質疑，只是未得到足夠重視。早在1976年，詩人、女權主義者艾德麗安·塞西爾·里奇就曾提出“制的母性”概念，即以社會分工為借口，父權社會對母性賦予一種期待：“制的母性，讓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覺，而不是智慧來做母親；要用，而不是實現的態度來做母親……”

　　新晉女總理杰辛達·阿德恩在參加一檔電視節目時，男主持人拋出了“總理任期內休產假是否會影響工作”的問題。杰辛達·阿德恩對此非常生氣，怒懟道：“什么時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選擇，不應成為能否獲得工作的預設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