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我們這一代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國家繁榮強盛，民族偉大復興，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與國家的發展系在一起，每個人的小小夢想最終匯聚成我們的中國夢。音樂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通過音樂讓世界了解中國，是中國音樂人的職責。

　　飛機在云海中穿行，我的腳下是山川、河流、荒漠和大海。從北京到柏林，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悉尼，從東京到紐約，從地球的這一端飛到另一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從十幾歲起，我就踏上這樣的人生旅程。不論何時，不論何地，每一段旅程的終點，總有一架鋼琴在等我。

　　在國外，經常有人問，“中國有數千萬鋼琴琴童，普通家庭出身的郎朗如何成為了‘郎朗’？”

　　這要從我與鋼琴的故事談起……

　　我出生在沈陽。我的父母熱愛音樂，父親喜歡拉二胡，母親有一副美麗的嗓音，但都算不上音樂家。我出生那一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五個年頭，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希望和夢想破土而出。我的父母把自己未完成的音樂夢想寄托在我身上，他們相信，天賦加勤奮能夠造就一位音樂家。于是，在我還沒有學會認字之前，父母就教會我識讀音符。不到兩歲時，我收到一份碩大又特殊的玩具——“星海”牌立式鋼琴，那是我第一次觸摸黑白琴鍵。

　　我的家鄉有濃厚的音樂氛圍。我家居住的沈陽空軍大院，很多小朋友都在學習樂器。有的拉二胡，有的彈琵琶，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學古箏。小朋友們經常湊在一起開家庭音樂會，那是我兒時最快樂的時光，大家技術稚嫩，但是激情飽滿。父親說，鋼琴是最受歡迎的樂器。我相信他，因為我在彈奏中感到快樂，手指變幻的感覺就像我的呼吸和心跳。從巴赫、李斯特到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神奇的音符構成廣袤無邊的世界。音樂把我們家兩代人的命運疊合在一起，一邊是我的命運，一邊是父母的命運。

　　我五歲時，參加沈陽市少兒鋼琴比賽，并且拿了第一名。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舞臺的溫暖，那感覺，像夢境一樣令人著迷。十歲時，我隨父親背起行囊，來到北京求學，母親一個人在沈陽工作，支撐我們的花銷。我最終考取中央音樂學院附小，但那段備考的日子并不愉快。在沈陽，我了解每一條街每一條巷，沈陽有我的家人和親朋，他們認為我是天才。但北京這個城市又大又陌生，我和爸爸蝸居在豐臺的一間小出租房里，日復一日奔波在上課、練琴的兩點一線。

　　之后幾年，生活只有練琴、比賽兩個選項。從星海杯全國少兒鋼琴比賽、中國國際鋼琴比賽，到在德國舉辦的第四屆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在日本舉辦的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命運終于現出慷慨的一面。十四歲時，在殷承宗老師的幫助下，我在紐約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樂廳開了一場獨奏音樂會。那一次，我還拜訪了心儀已久的卡內基音樂廳。記得一部紀錄片里曾這樣講述，當你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奏時，每一位偉大的音樂家都會仔細聆聽。

　　1999年夏天，我經歷了生命中最不可思議的二十四小時。因為鋼琴家安德烈·瓦茲高燒，作為替補的我在九十分鐘之內趕到機場，飛到芝加哥，首次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那次演出很成功，自此，世界各地樂團的邀約不斷。

　　之所以簡單羅列上述經歷，因為我是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來自中國社會最普通的家庭，也是千千萬萬因追逐夢想而改變命運的奮斗者之一。我的故事并不獨特，很多八〇后都有類似的成長過程。時代給了我們這一代人巨大的歷史機遇，可以從廣闊世界中汲取成長的養分。

　　音樂為我開啟了通往世界的大門。但無論走多遠，我都牽掛我的祖國，她如母親一般，是我血脈相連的文化紐帶和情感寄托。我在演出中流過幾次淚。第一次是1996年，當時我首次在西方登臺，彈奏《我的祖國》；第二次是在卡內基音樂廳，彈奏殷承宗老師作曲的《黃河協奏曲》。2007年，我和艾森巴赫指揮的巴黎交響樂團錄制了貝多芬第一和第四鋼琴協奏曲，法國古典樂電臺把這張專輯和布蘭登、魯賓斯坦等鋼琴家的唱片放在一起盲聽，法國媒體判斷說，我的那張是歐洲人彈的，因為既純正又有特色。艾森巴赫認為，我能彈奏地道的德奧味道，是因為古老歐洲與古老東方文明在潛意識里相通。我自己知道，秘密就在孕育我的中國文化里。所有的音樂都在講人的故事，人生的悲喜歡愉，人生的高低起伏，核心就是“人生”。這是音樂的哲學，也是中國哲學教給我的方法論。器樂藝術表現力的終極就是細膩和味道。中國擁有最細膩又最豐富的文化，把握到中國音樂最細膩的地方，其他音樂自然一通百通。

　　很幸運的是，我的幾位外國老師都是中國迷。格拉夫曼對中國的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他一共來過中國四十多次，大概有一半的旅程與音樂有關，足跡抵達大理、麗江、喀什和塔克拉瑪干沙漠等地。我的英文老師理查德·多朗對中國也情有獨鐘。1982年，他作為費城副市長，推動費城與天津結成姐妹城市，并且邀請天津的工匠們來到費城，在唐人街搭起一座“友誼牌樓”。

　　不論我的外國老師還是外國朋友，他們對中國近些年的發展都有一致的評價：“不可思議。”

　　讓西方音樂界感到不可思議的還在于，改革開放后，古典音樂在中國大受歡迎。過去二十年，中國成為建造歌劇院、音樂廳最多的國家。不僅一線城市，連邊遠地區的很多城市，都修建了音樂廳。2000年，廣州珠江鋼琴廠成為世界第二大鋼琴制造廠，年產量二十萬臺。2004年，有媒體報道，中國已有三千八百萬鋼琴琴童。過去，古典音樂在中國的欣賞者主要是知識分子階層，常常和高雅品味聯系在一起；現在，中小學教育把德、智、體、美、勞放在一起，音樂被視為一種重要的大眾美學修養。

　　中國快速發展，很多西方人感到好奇，這當中有敬佩，也有一些誤讀。這恰恰是藝術發揮作用的時刻，音樂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通過音樂讓世界了解中國，是中國音樂人的職責。2006年，我在全球發行的純中國音樂專輯《黃河之子》，收錄了《牧童短笛》《草帽花舞》《春江花月夜》等曲目，獲得七次“白金唱片大獎”。今年，我的新專輯《鋼琴書》也收錄了《茉莉花》《歡樂的牧童》兩首中國曲子。前不久的籃球世界杯開幕式上，我與中國國家京劇院的藝術家合作《天行健，人自強》，融合了鋼琴與傳統京劇，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用音樂講好中國故事，每一個音樂家都可以貢獻力量。

　　任何一個偉大藝術家的藝術生命力，都不僅僅局限于舞臺，而在于廣闊的時代。做一個燈塔，照亮更多人，這是藝術家的終極使命。

　　這些年，我走出音樂廳，在廣場、體育館、音樂節演出，投身公益活動。今年，我們已經在全國基層公立學校捐贈了三十所鋼琴教室，并免費培訓音樂老師，把音樂的種子種在中國最廣大的縣鄉基層，讓音樂為更多人帶來快樂。這件事，我愿意做一輩子。

　　八〇后的我們，如今已成為各行各業中的活躍力量。新中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我們這一代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與國家發展緊緊系在一起，而每個人的小小夢想也終將匯聚成我們共同的美好中國夢。

　　（作者為鋼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