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慶邦1994年4月18日發表在《北京日報》副刊的《房子和稿子》，呈現了房子與其寫作的微妙關聯，那里面飽含了歲月、時代這些宏大的主題。

從1972年到2019年，作家劉慶邦已在文壇耕耘47年。回望這47年，他的命運和時代緊密相連，他以堅韌和堅守，介入時代，反映時代，見證了風云變幻的社會變遷。他更前后花費30年，書寫了深刻厚重的“煤炭現實”。

年輕時在“燈頭如一粒小黃豆、搖搖欲墜”的煤油燈下走上寫作之路，在煤礦當礦工時在床鋪上寫作，在自家廚房里每天聞著醬油味兒、醋味兒甚至煤油味兒寫作……寫作環境變了，但劉慶邦的初心未曾改變。

一篇壓箱底的小說

改變命運

“剛調來北京時，單位在建國門外靈通觀分給我們一間九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除放下一張大床和一個衣柜，就沒有放桌子的余地了。”在《房子和稿子》里，劉慶邦如此寫道，這是1978年，彼時他寫作正處于起航階段。

1978年，是個神奇的年份。“文革”剛剛結束，改革開放開始，知青大規模返鄉，《新聞聯播》從此登上熒屏。時代的變革波及河南一家煤礦的窮小子，劉慶邦和千千萬萬的同時代人一樣，命運在那一年發生了轉折。

劉慶邦1978年調進北京，之前他當過礦工，也當過宣傳干事，一無大學學歷，二無干部身份。正是因為一手好文字，被煤炭部看中，一家三口順利進京，他也從此有了干部身份，還有了那處九平方米的小屋。

劉慶邦的第一篇作品是在煤礦單身職工宿舍的床上寫的，最初只有一位讀者，后來這位讀者成了他的夫人。這篇小說寫于1972年，年輕的劉慶邦心氣兒高，不甘于命運的安排，突發奇想地想用小說來證明自己。而他寫作的準備除了21年人生經驗，還有就是鋪蓋卷里偷藏的好幾本“毒草”，《紅樓夢》《茅盾文集》等，那是他從學校圖書館偷偷搶救下來的。

當年全國文學刊物只有《解放軍文藝》一家還在辦，但它離一個礦工畢竟太過遙遠。小說無處發表，劉慶邦只得將手稿放在了廢炸藥箱改的木板箱里，一放就是6年，等到重見天日時，紙張發黃，字跡模糊，只得重新謄抄一遍。

躺在箱子里的手稿于1976年迎來轉機。國內文學刊物紛紛復刊，給劉慶邦帶來巨大勇氣，他將這篇名為《棉紗白生生》的短篇小說寄往《鄭州文藝》，竟發在了頭條。這篇壓箱底的小說獲得了30元稿費，那是劉慶邦一個月的工資，劉夫人欣喜之余做出決定，“這錢不能花，咱們存起來做個紀念。”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上世紀90年代，一批先鋒派作家紛紛登上文壇，更明顯的標志是，一輛自行車可以騎遍北京城，人和人之間沒有隔閡，文學將人們拉得很近，文學雜志、文學人在那個年代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

作家劉恒在《北京文學》當編輯時，發現了劉慶邦發在河南文學雜志上的幾篇小說，他寫信向作者約稿，“把你的大旗移到北京來，用重炮向《北京文學》猛轟。”這封熱情洋溢的信，劉慶邦珍藏至今。劉慶邦和劉恒的交往此后愈發密切，他回憶起，當年讀了汪曾祺的《受戒》，驚喜地給劉恒打電話，劉恒回答說，“你喜歡讀汪曾祺，也要讀沈從文，他是汪曾祺的老師。”事實證明，沈從文的確對劉慶邦影響至深，“我對自然熱愛，對人性美熱愛，對人生熱愛，感覺和沈從文很投合。”

1985年，劉慶邦寫了短篇小說《走窯漢》，一個星期天，他騎著破自行車來到《北京文學》編輯部，“幾千字的稿子，劉恒二話沒說，立刻就看，看完馬上就填發稿簽。”劉恒眼光獨具，《走窯漢》廣受好評，《北京文學》主編林斤瀾還鄭重推薦給了汪曾祺。

不吹“薩克斯”，吹響“嗩吶”

2012年10月31日，《北京日報》第15版頭條報道了首屆林斤瀾小說獎頒獎，劉慶邦獲“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這個獎是對劉慶邦文學成就的褒獎，也是劉慶邦與林斤瀾深厚文學情誼的美好紀念。

林斤瀾有“短篇小說圣手”之美譽，他對劉慶邦的短篇小說十分看重，任《北京文學》主編后第一位約的作家正是劉慶邦。“他說，你要接二連三給我寫稿子，我們接二連三給你發。”文學人的相互承諾化為現實，劉慶邦計算了一下，他在《北京文學》發的作品有三四十篇之多，得過的《北京文學》獎多達11次。而林斤瀾對他的評語，更成了永遠的美好紀念，“過去短篇小說這條路上的車馬很熱鬧，現在寫短篇很寥落，慶邦是珍稀動物。”

那個年代濃郁的文學氛圍，與文學人的無私提攜分不開。劉慶邦的短篇小說《玉字》完成后，林斤瀾毫不客氣地提出修改意見，直言用力太分散，鋪墊要更充分。他點撥道，不用面面俱到，就像去頤和園，不必所有景點都看一遍，到佛香閣等幾個有代表性的地方就足矣。

“評論界有個說法，當代中國作家，誰要是不承認自己受過馬爾克斯的影響，就是不誠實的。但對我而言，要是承認受了馬爾克斯的影響，就是不誠實。”上世紀90年代前后，西方文學思潮席卷中國文壇，在這樣的文學大潮前，劉慶邦的《百年孤獨》閱讀經驗有些“孤單”，“我讀了個開頭就沒再讀了，不能說《百年孤獨》不好，但我看大家都在學習，都在模仿，既然大家都在模仿，我就算了。”

上世紀90年代，國內文學作品曾一味追求幽默、詼諧，解構主義的作品多了，意識流的作品多了，躲避崇高回避崇高成為時尚。劉慶邦喜歡讀茨威格的小說，他欣賞茨威格的心理分析，也曾躍躍欲試。但寫作經歷告訴他，心弦繃得太緊，心臟跳動太快，“我覺得不行，就放棄了。”

種種嘗試過后，更堅定了劉慶邦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風格，如同林斤瀾對他的評價，“不吹薩克斯，不吹法國調，吹響的是自己的嗩吶”。在那個求新求變的年代，劉慶邦的選擇無疑是特立獨行。

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后，信息大爆炸時代到來，網絡、新媒體、娛樂文化、二次元文化紛至沓來。作家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是追趕潮流，還是堅守純粹，選擇和挑戰擺在了作家們面前。

事實上，那個年代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很多作家轉型成為影視編劇。劉慶邦比很多同行都更有在影視業發展的機會，《神木》發表于2000年《十月》雜志，是當代文學最重要的中篇小說之一，由《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也成為國內電影經典之作。但劉慶邦并未因此選擇與影視親密接觸，“我想做純粹的文學，寫劇本就改變小說的文學品質了，很多作家做著做著編劇就回不來了。”

每個家庭

都是“延伸”的礦井

1997年5月8日，《北京日報》刊發消息《全國煤炭文學烏金獎揭曉》，劉慶邦的中篇小說《家道》、短篇小說《屠婦老塘》獲一等獎。不大的篇幅，記錄了一段珍貴文學歲月。

從《斷層》《紅煤》到《黑白男女》，劉慶邦的“煤礦題材長篇小說三部曲”創作前后持續30余年，“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而且是更深刻的現實。”

劉慶邦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斷層》，此時文學思潮潮起潮落，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你來我往。他回憶說，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他從改革的角度寫礦上生活比較多。而主人公的確也有蔣子龍筆下經典人物“喬廠長”的影子在，作品訴說了人應該在工業文明過程中具有現代化意識，在今天仍有其獨特價值。《斷層》是在廚房的方凳上日積月累攢起來的。他立下規矩每天寫3000字，早上4點至6點寫作，然后再上班，歷時3個月完成。《斷層》最終掙了六七千元稿費。

世事滄桑，隨著中國社會轉型期到來，“農民工”不斷涌入城市打工，成為無根的漂泊者和異鄉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也無法回歸鄉村，而劉慶邦的《紅煤》讓人們深入了解了社會轉型期農村青年進城打工的生存狀態和深層情感心理。他記得，2000年春節前，徐州某煤礦發生透水，很多礦工被困井下。他去采訪時，在礦工俱樂部門口遇到一個等待父親的小伙子，小伙子突然問了他一個問題，“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來的話，我能不能頂他參加工作？”這話令劉慶邦震驚。“這孩子要參加工作，必須要以父親的死亡為代價，這里面有深刻的生命悲哀。”這個細節觸發了創作靈感，劉慶邦此后寫成了《紅煤》。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煤炭能源工業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礦難頻發，煤礦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場域，劉慶邦用他的文學書寫呈現了災難，更挖掘了災難背后細微的人性。“大事故如瓦斯爆炸，有幾年連續發生，死亡上百人。瓦斯爆炸造成大規模人員死亡之后，礦工家屬怎樣向死而生，怎樣建立新的平衡，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

“2015年出版的《黑白男女》是我挖了那么多年，終于挖到的大塊優質煤炭。”劉慶邦說，寫《黑白男女》是他由來已久的心愿，1996年產生想法，到寫的時候已快20年過去了。他說，這次寫作是還債，如果不還，會不得安寧。

那是1996年5月21日，平頂山一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4人死亡，時任《中國煤炭報》記者的劉慶邦次日趕到現場采訪。礦工家屬們的悲痛，讓他的感情受到強烈沖擊，他把目睹的細節寫成近兩萬字的紀實文學作品《生命悲憫》，很多礦工讀后嚎啕大哭。此后，2004年至2005年，中國煤礦先后發生三起重大事故。先是2004年10月鄭煤集團大平煤礦瓦斯爆炸，死亡148人。接著，11月陜西陳家山煤礦發生礦難，死亡166人。次年2月，遼寧阜新孫家灣礦難，死亡200多人。不到四個月時間，500多工人死于礦難。“我覺得我有一種責任感、使命感，要盡快把小說寫出來。”

“這是我看重的小說，常常寫得眼濕，這里面包含了我太多情感。”劉慶邦說，這部小說，他沒有直接寫遇難礦工，但家屬就是礦工的“延伸”，每一個家庭都是“延伸”的礦井。為此，2013年那一年，劉慶邦走進河南大平煤礦，在13天時間里下井，與礦工同吃同住，走訪遇難礦工家庭。

68歲的劉慶邦說：“現在好多娛樂化節目，一味搞笑，沒有提升人們的審美趣味，反而降低了人的審美趣味。”他認為，作家有責任堅守高的審美趣味，文學是發掘美、表現美的，而他會堅守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