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商銀行被接管，一石激起千層浪，除了被接管的原因——“出現嚴重信用風險”之外，同業依賴癥及其帶來的風險，也為外界所關注。

　　2018年9月底，包商銀行同業負債2211億元，在總負債中占比達44%左右。事實上，就其所在的城商行群體來看，盡管經過監管套利整治、資管新規等兩年多的監管收緊，一些城商行的同業依賴仍然沒有徹底改變。

　　同業、投資類資產、收入占比偏高，在城商行中普遍存在。年報數據顯示，2018年底，多家城商行的同業、投資資產占比超過60%。與此同時，一些銀行的貸款在資產中的占比卻不足40%。

　　同業、投資資產、收入占比偏高背后，是對同業負債的依賴。一些資產規模過萬億的大型城商行同樣如此。

　　5月26日，央行、銀保監會在答記者問中表示，將關注中小銀行流動性狀況，推動中小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并提到針對包商銀行接管前的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的保障舉措：5000萬元（含）以下的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本息全額保障；5000萬元以上的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由接管組和債權人平等協商，依法保障。按前述政策保障的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接管后其本息均由央行、銀保監會和存款保險基金全額保障。

　　有的同業、投資收入占比超六成

　　由于同業業務低資金成本、低資本消耗的特點，激勵銀行形成了巨大規模的同業資產。同業業務一個重要特點為期限錯配，增加了流動性風險；同時，金融機構之間業務聯系更強，更易引發系統性風險；此外，在多個環節推高融資成本后，實體企業根本無力負擔高額的資金成本，加劇經濟泡沫化。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背景下，2017年起監管部門加大力度推動“金融去杠桿”，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服務實體經濟。隨著“三三四”和資管新規等一系列監管整治和政策的出臺，銀行的同業和投資業務規模與占比開始下降，貸款占比逐漸上升。

　　不過，收入、利潤增長主要依靠同業、投資，在城商行中仍并不鮮見。

　　此次被接管的包商銀行已經兩年沒有公布年報，但在2016年，其同業、投資等收入就占利息收入的一半左右。2016 年財報顯示，截至當年底，包商銀行利息收入約210億元，其中債券投資、應收款投資收入分別為20.7億元、62億元，存拆放同業、買入返售收入則為16.2億元、5.58億元，合計金額104.5億元，占比約50%。

　　一些城商行同業、投資收益在收入中的占比甚至超過60%。

　　比如，根據年報披露數據，2018年，萊商銀行營業收入約為32億元，其中投資收益就達19.7億元左右，占比達到61%以上。同期，該行利息凈收入只有11.2億元，凈利潤也只有4.71億元。

　　不僅像萊商銀行這些資產規模、營業收入的“小塊頭”，一些資產規模在2000 億元以上的省級城商行，收入結構也同樣依賴同業、投資。

　　已經上市、總資產突破5000億元的貴陽銀行，2018 年業務收入中規模最大的是理財、資管計劃，實現收入約71.3億元；其次為債券及其他投資，收入約52.4億元；加上長期應收款收入12.2億元、存放同業及拆出資金收入約7100萬元、買入返售約4.2億元等，合計金額約154億元，在其全部收入中的占比接近60%。而在同期，其貸款利息收入只有85.7億元，占比不足33%。

　　即便是資產規模超過2 萬億的大型城商行，投資收益同樣是其主要收入來源。

　　以南京銀行為例，2018 年，該行利息收入約535億元，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約274.1億元、110.7億元。但在該行的利息收入中，貸款部分占比并不高。

　　而在利息收入各項中，拆出資金、存放同業、債券投資、買入返售和理財、信托及資管受益權收入分別為3.8億元、19.4億元、102億元、4.2億元、169.5億元，合計275.5億元，占比高達55.83%。同期，該行貸款收入則只有221.6億元。

　　多家貸款占比不足40%

　　同業、投資業務成為收入主力，與一些銀行直接貸款比例偏低，有著直接關系。從公開數據來看，2018年底，多家城商行的直接貸款占比不足總資產的40%。

　　年報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葫蘆島銀行貸款余額為475.8 億元，增幅41.5% ，同期，該行總資產為908.1億元。據此計算，其貸款余額占比僅為52.3%左右。

　　大量的資金被用于同業業務。2018年底，該行資產中，買入返售、存放同業、其他應收款分別為60.8億元、8.3億元、8.3億元，合計77.1億元；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則分別為27.8億元、188.7億元。以上共計約293.6億元，占比接近33%。

　　在城商行的資產結構中，這樣的比例并不算高。截至2018年底，龍江銀行總資產2248.1億元，而貸款只有776億元，占比僅為34%左右，但應收款投資、債券投資、買入返售、存放同業余額共計1360億元，占比超過60%。

　　貴陽銀行年報數據則顯示，2018年底，該行總資產為5033億元，貸款余額只有1703億元，占比也僅34%左右。

　　而作為資產萬億的大型城商行，南京銀行截至2018年底，總資產1.24萬億元，但貸款余額只有4803.4億元，占比為35%左右。

　　與貸款相比，同業、投資業務是南京銀行更為重要的資金投向。2018年底，該行各項資產中，存放同業余額368.5億元、拆出資金69.2億元，以公允價值計量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1052億元，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應收款合計4889億元。此外，還有買入返售資產約120.5億元，同業、投資業務總規模接近6500億元，占總資產的54%左右。

　　依賴同業負債

　　盡管貸款在資產中的占比不高，但剔除存款準備金約束后，不少城商行的存貸比并不算低。

　　比如，截至2018年底，南京銀行的存貸比已達60%左右，貴陽銀行、龍江銀行等也在50%以上。

　　正是因為存款、自有資金不足，同業、投資業務被包括城商行在內的一些銀行作為突破貸款規模、監管限制，實現利潤增長的主要手段，并在此過程中借機實現加杠桿。

　　“一些銀行同業、投資業務規模做得很大，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城商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受地域限制，業務受當地經濟影響很大，有些貸款有資金也不敢做。”某城商行人士此前對第一財經稱，在這種情況下，資管計劃、應收賬款等同業業務為其提供了資金出口，并且可以獲得較高收益；另一方面，資金不足的銀行則通過同業業務獲得資金來源，以做大資產規模，解決收入、利潤增長問題。

　　“同業、投資規模甚至超過貸款占比。這不僅偏離了自身定位，同時還滋生了金融風險。”一家城商行有關負責人也表示。

　　同業、投資類資產占比偏高的銀行，在負債端對同業負債的依賴程度也普遍較高，這在城商行等中小銀行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截至2018年9月底，包商銀行負債總額5034億元，同業負債達2211億元，占比約44%。截至當年11 月，該行累計發行同業存單311期，發行面額865.2億元，余額672億元。

　　龍江銀行、貴陽銀行的同業負債占比也達到30%左右。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兩家銀行的同業負債總額分別為760億元、1450億元左右，在負債中的占比分別達34%、31%。

　　一些銀行的同業負債不少都來自同業存單等債務證券。截至2018年底，龍江銀行的應付債券余額為505.3億元，南京銀行、貴陽銀行則分別達2110億元、1017億元左右。

　　而按照監管規定，銀行同業負債不得超過負債總額的1/3，同業存單也已被納入MPA（宏觀審慎評估）同業負債占比指標進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