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羽絨服和登山鞋，手里拿著一個隨時記錄的本子，這一切已成為喬治·夏勒荒野調查的標配。

　　5月末，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資深科學家夏勒和一起參與荒野調查的工作者冒著寒風來到位于年保玉則雪山下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縣白玉鄉鄂姆措湖進行實地調查。

　　由于車輛無法前進，86歲的夏勒在海拔超過4000米的地方整整步行了10公里，雪山背后的荒野之美是他前進的動力。

　　多年以前，早期西方旅人對青藏高原的記述就激起了夏勒的好奇心。他攤開地圖，用手指在上面一遍遍追溯前人走過的路。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夏勒已60多次來到中國。近日，他再次來到青海進行荒野調查。他說，是機會和命運讓他來到中國，讓他繼續在這里追尋自然之美。

　　尋找最美圖騰

　　1933年，喬治·夏勒出生于德國柏林，十多歲時，他們舉家搬到美國密蘇里州。

　　童年時的他喜歡收集鳥蛋，還挖空心思建造過一個養著蜥蜴、小老鼠的迷你動物園。20世紀50年代他進入美國阿拉斯加大學，“如果成為生物學家，就可以讓興趣成為職業。”

　　這成了他畢生的追求。此后50多年，夏勒的野生動物保護生涯豐富而傳奇，足跡遍及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荒野。

　　要保護一種動物，首先要了解它的動向。非洲草原上的獅子、印度中部地區的老虎、巴西的美洲豹、中國四川的大熊貓、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以及雪豹，都是他研究保護的對象。

　　無論在哪里做研究，他總會選擇一種當地動物作為自己的圖騰，一種美麗、有趣又急需保護的動物。在西藏羌塘，藏羚羊成為他的圖騰。“每次荒野調查，當云霧散去，山丘原野再度浮現，我欣賞藏羚羊，雪地里散亂的足跡猶如它們自己的文字。”

　　夏勒是世界上最早對大猩猩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之一，上世紀50年代末，為了近距離研究大猩猩，在剛果時他常和家人睡在離黑猩猩種群不遠處。

　　對自然的愛早已融入夏勒的血液。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巴西研究美洲豹時，每次坐著一條獨木舟去野外考察時，他懷里常抱著一只小野豬。“小豬非常聰明，它是我的寵物，也是我在荒野外最親密的伙伴。”

　　為動物辯護

　　1980年，夏勒與中國結緣。他是首批被中國政府邀請參與大熊貓保護的外國專家。上世紀80年代初，他用5年時間研究中國大熊貓的生活習性。這一“國寶”形象，也成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標志。

　　“自然的變遷和人類活動曾讓熊貓棲息地的森林資源銳減，大熊貓愛吃的竹子越來越少。”談起這些，夏勒眉頭緊鎖。

　　“慶幸的是，人們逐步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中國政府把強化棲息地建設作為大熊貓保護的關鍵，并建立了專業巡邏隊、救護隊等。隨著熊貓棲息地竹林的逐漸恢復，熊貓搶救工作逐漸步入正軌。

　　1984年，夏勒成為最早獲批進入青藏高原開展動植物研究的外國人，這個被稱為“地球第三極”的地方有種魔力吸引著他。“在我眼中，青海和西藏這些擁有雪山和冰川的高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他說。

　　“可美麗背后也有殺戮和血腥，披上沙圖什無異于殺戮。”夏勒說，20世紀80年代后期青海可可西里、西藏羌塘草原的眾多藏羚羊慘遭殺害，它們的皮毛被制成高級絨制品，售于一些歐美和阿拉伯國家。

　　優質的羊絨可被做成沙圖什披肩，一條沙圖什絨制品能賣到1.3萬英鎊。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在青藏高原開展反盜獵斗爭，政府的強硬舉措保住了藏羚羊的性命，而我本人也是最早在國際社會呼吁停止沙圖什貿易的人。”夏勒說。

　　他表示，中國是幸運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不斷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并為此付出努力。

　　“環境保護不只是理性之舉，更是觸動人心的愛和情感。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律師，在為一些無辜的受害者辯護。”夏勒說。

　　 荒野的呼喚

　　6月2日，結束了近一個月的荒野調查，夏勒一行從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返回西寧。此間他前往了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的三江之源，那片廣袤的天地，是長江、黃河與瀾滄江的源頭，是滋養中華文明的福地。

　　86歲，走路都有點蹣跚的老人再次踏上他曾經“戰斗”的荒野，一定是飽含感情的。

　　記者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見到夏勒時，他正從一個畜牧業合作社趕回來。他說，這次行程，除了和當地生態保護部門交流外，他更愿意花更多精力實地考察三江源的變化，以及從牧民那里得到保護智慧。

　　夏勒坦言，科學技術的發展讓保護地建設更加完善和立體，新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科研工作的準確性，同時減少了親赴野外的必要性，減少了“枯燥無味的肉眼觀察”。

　　現在科研工作者可以給動物帶上項圈，紅外線感應相機可觀察動物的行蹤，利用DNA技術可以識別雪豹個體。“但若使用遠程監測，我就無法親眼看到動物，感受不到它的聲音，氣味以及動物所處的環境。”他說。

　　“告別了原始的保護手段，現在西藏藏北和青海三江源的牧民巡護時騎著摩托車，手里拿著紅外相機，但再好的監測設備，也不能代替人類發現野性世界的眼睛。”夏勒說。（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