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丑聞》根據線年代末，英國剛剛對同性戀“除罪化”，當時新當選的黨杰里米·索普（Jeremy Thorpe，休·格蘭特飾）卻忙著他的同志身份。杰里米曾有一位叫諾曼·斯考特（Norman Scott，本·衛肖飾）的同性戀人，分手后，諾曼因生活陷入窘迫尋求他的幫助。當前任成了上的麻煩，杰里米決定除之而后快。但是，事情不僅最終沒成，杰里米還因被斯考特意圖而接受審判，同志身份亦被公開，結束了生涯。

　　一位是意氣風發的政黨，一位是沒了社保卡的無業青年，《英國式丑聞》對兩位男主相識相戀的表現，事實上沒有太多甜蜜可言，處處可見的是階層差異對于這段關系的主導。關系破裂后，這種差異被放大。此外，在劇中我們還可以了解到，被戲稱為“腐國”的英國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在過去可并不寬容，從到除罪化，再到同性戀婚姻化，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大學歷史學高級研究員法拉梅茲·達伯霍瓦拉在《性的起源》中，對這段歷史有所描述。

　　現代性的最后一個關鍵特征，即是同性戀男子所遭受的日益頻繁與嚴厲的法律及社會。這一進程同樣始于18世紀，但在1800年之后愈演愈烈，并同樣以英國為最。在整個19世紀，每年針對與同性行為都有數百樁與。直到20世紀30年代，也常有英國人因為“”而被處死：從1810年至1835年，有四十六名男子因此項而被判處死刑。數以千計的人則被拉出去，或者因其不倫而被投入。奧斯卡·王爾德1895年被投入服兩年，只是最著名的例子罷了。比維多利亞時代這種嚴苛作法更引人注目的，乃是20世紀針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訴訟在數量上的劇烈攀升。在王爾德的時代，這類只占所有關于個人之的5%，而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這一數字飆升至20%以上——換言之，每年有幾千樁。類似的劇變也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國全境。同性戀，甚至根除它，乃是公共政策數十年以來的一個焦點所在。

　　19與20世紀這種大規模所謂反常性行為之做法的根源，乃是人們對于此類行為之看法的一種重要嬗變。這些行為不再被視為之舉，而是逐漸被看作一種不正格的表征，其根源（不論先天還是后天）在當時成為了人們激辯的焦點。“自然”由于“不自然”的行為而以一種關于人格類型的病理學術語來表示——同性戀之“性倒錯者”、“女性癮者”、“犯罪女性”等等。正如我們所見，這種視角源自啟蒙時期嘗試以全新的科學方式來理解人性的企望，但在隨后的數個世紀，它發展得愈發精細與有力，使得醫學與生物學成為了在性與社會層面定義“自然”的決定因素[這是米歇爾·福柯《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的主要洞見之一，此書乃是20世紀后期研究對于這一問題最有影響的研究]。由此導致我們現代通過性認同而非性行為的方式來進行思考，以及我們熱衷于對于給他人和自己貼上相應的標簽。

　　從19世紀開始，至20世紀，對工人階級管理、控制與提高性成為了中層與上層的家、評論家與社會家的一項要務。與性別一樣（以及殖民地中的種族），階級成為了性經驗中一個他者的關鍵標簽，它既可能使人著迷，也可能使人反感。我們可以在無數私人生活之中看到其影響。它使得無數有產階級的男男愈發迷戀于的生平與人格，它更普遍地展現出維多利亞時代與愛德華時代社會調查者的窺陰癖，并且它都于都市男女的生活交際之中。

　　相似的迷戀感以及財富與的跨階級動力，刺激了男性間的同性行為。不論游蕩在擁擠的商業街還是土耳其浴室，對許多富裕的男性而言，與某個“猛男”的秘密私通所帶來的興奮感，顯然因為社會越軌的風險而變得更刺激。

　　異性戀者對于同性戀的態度也深深地染上了階級觀念的印記。醫生、家與犯罪學家都試圖理解同性戀的，他們往往會對此做出區分：一種是成熟的體面人士懷有的更具愛意、更為自然的；一種是工人階層之中的行為——這種行為，正如1949年一本名為《犯罪心理論》（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Crime）的手冊所斥，只不過是混合了“原始的性沖動與嘗試一切性活動的興趣”。

　　1967年英國法律準許二十一歲以上的男性私下發展同性戀，但隨后有一大堆人出來同性戀“公開”勾搭。于是，一項新的法律被推行，其針對的并非同性戀本身，而是將其在視線年代，美國最高法院依然認定，男性即使私下、自愿發生性關系本質上也是不的，應受懲罰；而英國則，任何地方倘有任何“推動同性戀”或者在學校孩子“將同性戀視作一種家庭關系來接受”的舉措皆屬非法——所有這些法律直到2003年才被最終廢除。

　　盡管不斷地面對著不計其數的挑戰，對于同性戀的歧視仍未能終止，這不僅僅體現于婚姻制度，同樣體現于對于不正當行為的上。如今在英國，一個男人在性行為過程中用燒紅的鐵板在其妻子臀部打上烙印是的，不過如果對象是男性的話，即使秘密且自愿地進行此類虐戀儀式，仍然是不的——與歐洲法庭皆作如是觀。因此不足為奇，如今許多學者與激進都拋棄了公共與私人行為之區分，而將其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建構，遮蔽了社會中由特殊——主要是“異性戀規范”——觀念與政策主導的更大霸權。

　　因此，在過去五十年間，與、平等與不公、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平衡一直處于變動之中。雖然它們的形式一直在演變，但性、公與私的問題總是一再出現，如今，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危及整個世界的天主，全球的圣公會群體，不斷在美國之中掀起熱潮。不過，所有這些爭議都是由某些新的因子所塑造，它們根源于18世紀初次浮現的現代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不止于此，啟蒙的理想根基比以往更為牢固，成年人應當自愿地發生性關系，不論其性別、性取向抑或婚姻狀況為何，此種基本觀念得到了隱私這一的保障，雖然它仍具爭議，但已經銘刻于英國、歐盟與美國的基本法律之上。

　　英國1967年將同性戀行為“除罪化”，自2005年以來允許同性情侶締結民事伴侶關系。2013年7月，同性伴侶婚姻法通過，英國和威爾士地區于2014年3月13日開始為同性婚姻辦理登記手續。3月29日，這項法律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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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是什么？民族認同感從何而來？它與家庭、教認同感沖突嗎？它與民族主義有何不同？